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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从日本眺望中国史

时间:2018-01-04 06:46 分类:历史人文 作者:记录片天堂(www.h0418.com)

“北一辉这个人物很复杂,不宜轻易置评。”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教授刘建平曾先后留学于日本国立宇都宫大学和早稻田大学,近年曾长时间访学日本,据其介绍:“日本的中国学战前被称为‘支那学’,对中国古文献研究有很深的造诣。由于日本战败,偏重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支那学’衰落。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以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分析中国近代史、现代史、革命史为显学,其水平至少不低于欧美而且受到欧美学者的重视。”一个例证是,由R.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的第六章,即由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嶋岭雄执笔。

香港新锐媒体人许骥曾多次拜访蛰居香港的翻译家、日本政治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北一辉《支那革命外史》中文版译者董炯明,他在一篇专栏文章中,还为《支那革命外史》中文版迄今未能出版而感慨:“中国人何时曾重视日本呢?凡谈及日本这国家,恐怕只要看见‘支那’二字,便不由分说地开始高喊‘杀光小日本’了吧?可是日本人绝不是这么看中国的。”

2001年至2008年,中央电视台致力于“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的《百家讲坛》红极一时,终因时势变化等多种原因而日渐衰落。

为了让本土读者完整理解和接受这套书的精妙,杨晓燕和同事们煞费苦心地寻找优秀译者,最后确定的译者大部分都有留学日本的背景或目前就在日本执教。还有几位本身就是这一领域的学者,如第8卷《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的译者乌兰,是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知名元史专家;第3卷《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的译者马彪,在日本任教十余年,目前是日本山口大学治秦汉史的学者。

第9卷《海与帝国:明清时代》,则将海洋贸易的历史与明清帝国的历史并行讲述,立教大学教授上田信的追问和辨析极具启发意义:“从古代式的明朝为何能够跳跃到近代式的清朝?如果把从明到清的变化看作中国内在的发展来理解,我们会感到混乱。但是,只要从东欧亚这一更大的体系,把与大海相对的中国看作其中的一个元素,就能够描绘出这五百年的活力。”

在公众层面,早期理论家戴季陶1928年出版《日本论》——作者留日数年,这本小册子甫一出版即受到1910年代初两度留日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高度赞赏,亦曾被学界视为研究日本的一部重要参考著作。

由于特殊的地缘和历史传统等因素影响,以及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的逐渐增多,近代以降,中国研究者或学者撰写的相关著述,构成某种“中日对视”。民国年间,涌现出过一批如蒋百里、戴季陶、齐世英和周作人、钱稻孙等政学各界的“知日派”人士。

集可读性、专业性、新视角于一体

日本同行的治学成就与普及化成果值得借鉴,清华大学教授张国刚说:“在国际中国史研究中,日本学者有独特的优势,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和学术传统。由于文化传统和学术传统不同,西洋人、东洋人观察中国历史的角度和兴趣、重点也不同,所以,在许多方面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许宏也说:“由于教育和研究体制的差异,日本学者在‘通识’上要优于中国学者,后者偏于专精而有条块分割之嫌。”

杨晓燕与这套中国历史的相遇也算一场相逢恨晚的事。在加盟广西师大“理想国”之前,杨晓燕是北大历史系2002届隋唐史专业硕士,曾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了四年《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的辞条;2005年曾推出13种14卷的“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入围年度十大好书榜单。

其实,在策划和推动“大学者为大众著书”方面,国内出版人也有过一些艰难但积极的尝试:2001年至2004年,资深出版人韩敬群在北京出版社策划和推出了四辑共40本“大家小书”,囊括顾颉刚《中国史学入门》、张中行《文言津逮》、许嘉璐《中国古代衣食住行》等——其中,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的《红楼小讲》累计售出6万余册;2005年至2006年,“大家小书·洋经典”累计出版两辑共20种。

韩敬群的普及化努力,源于其学生时代受惠于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撰写的《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吴晗策划的《语文小丛书》和数学大师华罗庚、闵嗣鹤参与的《数学小丛书》,以及当年专门针对初中生的《少年百科丛书》和适用于高中生的《青年文库》等。遗憾的是,受累于员工调整、新作者开发的困难及版权争夺的激烈等多重因素,“大家小书”和“大家小书·洋经典”分别于2004年和2006年停顿下来。

又比如,著名报人王芸生1930年前后担任天津《大公报》编辑期间,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写作和连载了洋洋两百万言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北京三联书店曾于2005年再版七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除了内容的专业、可读、新颖之外,“中国的历史”简体字版在视觉呈现上也下足功夫:各卷都配有近百幅地图及彩色、黑白图片,所有地图几乎全部依照日文版原样制作,仅地图制作及核对就耗时半年;黑白图片及彩插的使用上,较之于日文版又有所更新。

日本有大学者为大众著书的传统

自2008年年初开始,南京译林出版社也开始引进牛津大学出版社重点项目、被海外学界誉为“真正的‘大家小书’”的小开本“牛津通识读本”,拟以十年左右时间引进100种,截至去年12月已累计引进45种;2009年,该社又推出了由著名英国史专家钱乘旦教授新译的8卷本“剑桥艺术史”。

“在日本开国和维新以后,中国和日本的交往逐渐多了起来。日本向西方学习的成效越显著,它对中国的影响就越强烈。”在初版于1985年的《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一书中,出版家钟叔河先生重点考察了几部“甲午(1894年)以前的游日记载”,,包括清廷使日官员何如璋的《使东述略》、李筱圃的《日本纪游》、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余纪》,以及“钻研过西学的新派人物”黄庆澄的《东游日记》。

钟叔河先生还注意到,“在(美国柏利舰队1854年第二次远征日本时的传教士翻译卫三畏的中国助手)罗森以后,第一个对日本有研究和了解,并且其关于日本的介绍在国内产生了真正大的影响的人,应该算是黄遵宪”,诗人黄遵宪担任驻日参赞的四年多时间里,撰述有《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

刘建平强调,“留学经历和国际关系研究训练”有助于深入了解日本,但他也认为,“无论如何,引进和翻译(“中国的历史”这样的日本学者作品)有利于中国学者学习知识和方法论,有利于中国读者开阔眼界和自我认识。”

让“理想国”大众馆主编杨晓燕欣慰的是,不少学者都希望拥有这套“中国的历史”,自己和同事们五年来的心血终有回报;在各卷起印两万册的基础上,这套丛书2月底3月初迅速加印。

不对称的“中日对视”

鉴于日本学者在中国史领域一直以来的突出成就与独特视角,“它山之石,可以攻玉”,2009年,杨晓燕和同事们开始正式报价和准备引进。为保持体例统一,丛书第11卷《巨龙的胎动》和第12卷《中日关系史》在引进时被舍弃,书稿很快通过了重大选题的报批。

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开始正式引进蔚为壮观的“剑桥中国史”系列,它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通史且被某些学者批评为“西方中心主义”,但其较高水准和新颖写法,的确泽惠了几代中国学者和读者。

这些年来,本土出版界在人文社科等领域的普及方面,做了不少尝试,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成体系的标准意义上的中国通史的写作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20世纪中国通史中被公认为写得较好的,或许首推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虽然只有上下两册,但既有贯古通今的脉络,在一些历史细节上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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